明 马牌，PACA/MS62，，46.0*61.0*2.0mm,30.6g，是牌为明代邮驿符信凭证。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就严厉规定：“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但自正德、嘉靖以后，政治的日益腐败，使驿站无视规定的弊端也日渐显现了出来。且不说正德皇帝和司礼太监刘允通过驿站大肆挥霍。但凡有一点权势者，都乐意令其为自己和亲友提供无偿服务。于是驿站又成了众多权钱转换、合法侵害百姓的机构之一。徐霞客在广西也从参府中军唐玉屏手里，得到了一块作为馈赠之物，可以证明其有权利用驿站设施的马牌。马牌不用，还可以“折骑银于驿，以为舟资”，虽然有时“营中以折马钱至，不及雇骑者十之二”，它毕竟是可以兑现的“有价证券”。崇祯十年，徐霞客来到广西太平府近郊壶关的映霞庵，偶然遇到了儒生滕肯堂父子。于是这位“居城中千户所前”的滕肯堂出主意说：“须得参戎一马符方妙，明晨何不同小儿一叩之乎？”徐霞客“谢不敏”，但滕肯堂继续做顺水人情，说：“无已，作一书可乎？”四天后的十月初十，马牌送到。十八日“站骑已至”后出发，一直到十二月初十到南宁，他享受了近二个月沿途抬肩舆、挑行李和吃住的无偿服务。连被称赞“不谒贵，不借邮符”的徐霞客都不能免俗，堂而皇之的侵占官家公有的邮驿资源，可想而知明末公帑开支的邮驿资源已被各级官员无下限的占用，且还拿着国有资源用作人情馈赠，这也成为后来崇祯朝裁撤邮驿的根本原因。进而使明朝的行政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因为政府管理交通的人员严重不足，以致不可能承担任务，而被遣退的信使——像后来的起义军首领李自成——在他们服务过的官路上抢掠行人。因此，许多晚明的地方官员只能依靠地方团练来控制驿站和道路，从而点燃了明朝最后几年的全国军事化的烈火。顾炎武在清初回顾明末那段历史，发现明朝的驿传制很少有值得赞许的地方；顾炎武集中攻击了驿传制的衰落，以突出明代对交通通信基础设施投资的普遍不足。顾炎武详细评述了唐代设备完善的驿站；还评论道，相比之下，明代所建的驿站，实不过是为囚犯执笔。在《日知录》的后面的文字中，他又哀叹明朝不能维护道路，不能在路边植树遮阳，不能造桥修码头。顾炎武认为，扣发地方官员为维护这些重要设施所需的税金，明朝是在自掘坟墓。邮驿制度的连锁反应在明末国家行政制度中形成的恶性循环对明王朝来说是雪上加霜。另观此牌可知崇祯通宝背跑马图者当为江南地区邮驿系统内部自铸钱。观古物可窥兴替，此牌在三、四百年前不知被多少王谢勋贵、县乡士绅拿来肆意挥霍公有资源，从而引发了明末社会的兴衰更替，明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