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江高宝兴流通券伍角，八五成新，其流通票首次出现于拍场，为苏中新四军抗币之珍罕品，其“江高宝兴”即为江都、高邮、宝应、兴化四县之合称。江高宝兴流通券考文·苏骏南京博物院藏有一枚“江高宝兴流通券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伍角”纸币，因资料匮乏无据考证，其发行背景一直不得而知。
直到1986年，中共宝应县委党史办公室收集到背面印有华中银行转账传票的“江高寳興流通劵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壹圓”单面未完成票，并由新四军战士唐明福与吉金顺撰文《江高宝兴流通券别品》发表于《中国钱币》1986年第4期，“江邮宝兴流通券”为红色政权货币的身份被证实，并撩起了“神秘面纱”。然而35年过去一枚编号107251的伍角券面世，“江邮宝兴流通券”的发行情况至今依然是个“迷”。本文节选自笔者正在编撰的《红色政权货币史》中的考证。“江高宝兴”即江都、高邮、宝应、兴化四县的合称，时属苏中一分区。1941年10月7日，从苏南转战于苏中的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五十二、五十四团陆续开进江高宝地区，到1942年3月，成立了苏中一地委、一专署和第一军分区。苏中一分区于1942年5月成立，初建时只管辖江都、高邮、宝应三县，后划入邗东、樊北。1944年11月兴化县从苏中二分区划到一分区。该区地处长江以北、淮安以南的运河东畔，南北长260华里，东南宽80华里，呈长方形。江高宝三县在战略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它向南可通长江，向北直达两淮，西同安徽交界，是苏南、苏中、苏北、淮南几个战略区的结合部和战略通道。且水陆交通便利，资源丰富。“江高宝兴流通券别品”背面印有华中银行转账传票，华中银行为解放战争时期华中根据地设立的金融机构。1945年8月，由江淮银行、淮南银行、淮北地方银号、盐阜银行、淮海银行等银行合并组成。由于日本投降时间为1945年8月15日。那么“江高宝兴流通劵”何时印制发行决定其为“抗币”还是“新抗币”尤为重要。1945年4月，华中局在酝酿成立华中银行的同时，决定将苏中根据地的江淮印钞厂改组为华中印钞厂，印制华中币，调原江淮印钞厂厂长胡金魁任厂长，筹划华中币的制版和印刷工作。工厂从宝应县东部水网地区的林上庄迁至安丰镇新舍。6月开始印制华中币。“江高宝兴流通劵”由江淮印钞厂在宝应林上庄印制。1945年10月，苏中一分区撤销，将流通币钞票移交华中银行。自从华中银行由山东南下后因当时低张比较紧张，将只印制了正面的“江高宝兴流通券别品”印制了华中银行转帐传票。1944年底，苏中党政军领导人粟裕、陈丕显，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刘少奇、陈毅指示精神，创办了苏中银行，办公地点设在宝应县射阳湖镇油坊头东墩上的董氏家祠。新四军女干部郭建任行长，另有3名工作人员。苏中银行担负着整个苏中区金融秩序管理监督的职能，为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1945年10月，苏中领导机关迁出宝应时一同随行。1945年由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各根据地连成片。苏中抗日根据地游击区“化零为整”的需要。苏中区党委为全面开展对敌经济斗争，给一分区全党的八条决定中第一条是：“苏中区目前财政经济危机，已呈现相当严重的状态，伪币横流，物价高涨，财政支出空前膨大，人民生活日益拮据。德国法西斯就要全部垮台，日寇末日将临，伪币必更加泛滥，若不立即展开全面对敌经济斗争，我根据地物价必随伪币急坠直落而飞速高涨，抗币购买力即无法提高，物资也难于管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则难掌握…”。宝应县在1945年5月6日召开了五百人参加的对敌经济斗争动员大会。《苏中报》一七〇期(民国卅四年五月八日出版)两条新闻中一条是：“宝应县对敌经济斗争动员大会上用算帐方式漫谈伪币害处”。1945年8月，日寇投降，宝应城解放。苏中行政公署制定了新解放区的货币金融管理办法规定共六条，接着又制定了关于伪币处理办法五条规定，这些规定，给当时开展对伪币的斗争是有力的支持。据《新宝应报》记载：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宝应城内开展对伪币登记兑换。就这一天，宝应登记兑换的伪币是一亿三千五百五十万六千元。“江高宝兴流通劵”壹圆劵背面未印制完成并未发行。“江高宝兴流通劵”伍角劵是郭建签署苏中银行于1945年5月6日发行的苏中一分区抗币。其发行目的为抵制伪币，更替该区域江都河南流通劵、江都县流通劵、高邮县辅币流通劵等统一苏中一分区货币。日本投降后短期回兑伪币。流通至1945年10月华中币发行后回收。由于战争的残酷性和曲折性，很多历史并不以人的意志和认识所解释。文物引领我们走近历史真相。该劵既不是江淮银行也不是华中银行发行，又不是县政府发行，而是随军银行隐秘发行。是见证抗战胜利，日本投降的独一无二的新四军抗币馆藏级名誉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