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福州船政成功 大清御赐银牌”一枚，此银牌为清宫造办处御制，正面为双龙戏珠图案，镌刻阳文“大清御赐银牌”；背面为升腾云气纹样，双面地章凿细密吹珠纹饰，边缘饰以回形纹，设计精巧，图案优美，工艺极为精湛，充分显示清代皇家工艺之风范，为清代最早的奖牌之一；此银牌按记录仅颁发极为稀少，存世真品仅见数枚，极为珍罕之余，亦深具历史意义。此枚为唯一评级入盒者，品相顶级，完美无瑕，更显珍贵，乃清代徽章、奖牌之顶级名誉品，向来为国内外收藏家所珍视，金盾PCGS AU55，附百年前原藏家之文字资料<br>来源：海外资深藏家旧藏<br><br>“福州船政成功 大清御赐金牌”<br>
近代以来，中国多次遭遇列强来自海上的入侵。从鸦片战争开始，侵略者一次又一次依靠坚船利炮叩开中国的大门。面对贫弱，面对侵略，中国人拼搏变强的梦想未曾丧失，中国人英勇斗争的精神未曾改变，中国人寸土必守的决心未曾动摇，中国人将梦想付诸实践的努力更是未曾停止。一枚“福州船政成功大清御赐金牌”即是当年中国人加强海防建设、提升海军实力、宣示海洋主权的一个见证。<br>清末在鸦片战争后对外接连败战，清廷有识之士开始积极推展“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以求现代化及加强军力。强化军力首需建立兵工业，故在各地兴建兵工厂（机器局）。1866年，时任闽江总督的左宗棠，上奏朝廷，提出要抵御外来侵略，必须建立一支新式的海军，要建立海军就得自己造船，培养自己的造船和海军人才。在左宗棠、沈葆桢等一批官员主持下，清政府开始在具有独特地理优势的福州马尾设厂造船，兴办船政学堂，使之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发祥地。<br>福州船政局，中国近代第一个新式造船厂，也是清朝政府经营的最大的造船厂，为当时中国乃至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是洋务运动中具有代表性的中国近代军事工业，也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而且仍在继续使用的造船车间，李鸿章曾盛赞其为“开山之祖”。福州船政局设有铁厂、马尾造船厂和船政学堂，创办船政局的初衷“重不在造而在学”，因而附设了大批学校等建筑。目前可以确认的教育机构有中国最早的科技学校制造学堂（前学堂），最早的技工学校求是趟艺圃、最早的设计院绘事厂，最早的近代军校驾驶学堂（后学堂），并且是我国第一次成功派遣留学生的机构，在中国近代工业史、建筑史、军事史、教育史、科技史、民主政治史、学生运动史、航空史等有重要地位。船政学堂，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技术培训基地，也是中国当时师资力量最雄厚的一所科技造船和航海学校，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オ，有启蒙思想家严复，“铁路之父”詹天佑，外交家陈季同、罗丰禄，造船专家魏瀚、郑清濂，矿务专家林应升、林日章，轮机专家陈兆翱、杨廉臣，天文学家高鲁、王绶管；以及中国近代海军的大多数高级将领，如中法马江海战英烈吕翰、许寿山，中日甲午海战英烈邓世昌、林永升，还有民国初年历任海军总长、总司令的叶祖珪、萨镇冰、程光璧等。清史稿记载“船政学堂成就之人オ，实中国海军人オ之嚆矢。”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亦盛赞福州船政“足为海军根基”。<br>
左宗棠、沈葆桢在1866年开办船政时，聘请了一些掌握科学技术，熟悉船政制造与教学事务的洋人在福州船政任职，从船政创办之初到1905年，曾先后三批招聘洋员。船政局与这些洋员签订了“保约”，“保约”中规定：“自船政铁厂开办5年内，保令外国员匠教导中国员匠，按照现成图式造船法度，一律精熟，均各自能制造轮船，并就铁厂家伙教令添造一切造船家伙，并开设学堂教习法国语言文字，俾通算法，均能按图自造。教习英国语言文字，俾通一切船主之学，能自监造，驾驶，方为教有成效”。1873年12月，在5年聘用期限将满时，中国员工已能自己设计，自行造船制机。船政大臣沈葆桢会同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联合上奏，以洋员“教导成功”请予以奖励并筹奖金及遣散费。经朝廷批准，共发下赏银及遣散费15万两。1874年沈葆桢又上奏提及洋员、洋教习“悉心教练著名微劳，请赏宝星以示优异”。为了表彰他们，清廷委托清宫造办处制作并以清政府名义颁发了金质、银质、铜质奖章，以资奖励。这就是“大清御赐金牌福州船政成功”的来历。<br>
从1866年到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福州船政局共制造各种船舶约40艘。辛亥革命后，船政局归海军部管辖，规定船政经费每月三万元，从福建省财政厅上缴中央的国税项下拨用。中华民国初期政局动荡，经费不继，船局主持人屡易，制造业务无所建树。1928年改称海军造船所。抗日战争期间，船厂屡遭日机轰炸，损失严重。1949年，国民党政府逃离大陆时，又拆迁走大部分机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人民政府接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