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 新军上等军官礼服金配饰一套。整套均采用黄金制作，重约90.3克，共包括帽章一枚、领章一对、肩章扣一对，对照1905年清廷颁行的《陆军官弁操帽帽章说略》及《陆军官弁礼服肩章说略》，可知其等级最低为上等军官中的协都统，如此高级别的与新军有关的金质器物目前为首见，附有1907年、1908年新军明信片。新军，顾名新式陆军，清廷认为1894年“甲午战争”中清军惨败源于日军“专用西法取胜”，于是在天津附近的小站开始采用西法练兵，此为新军的由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派袁世凯督练新军，并聘请德国教官进行训练。新军在采用西式训练方法的同时，在官职、编制及服饰装备等方面也借鉴西方制度进行改革。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二月，练兵处、兵部对新军官职采用三等九级制，即上等、中等、下等三等，每等再分为三级。其中，“上等第一级，正都统，从一品；上等第二级，副都统，正二品；上等第三级，协都统，从二品。”1905年三月，清廷练兵处、兵部制定《中国陆军官弁服章》开始改用新式军服，在《陆军官弁操帽帽章说略》中规定“军官操帽以帽正分等，以金辫分级，上等官用镀金双蟒抱红珠，中等官用镀金双蟒抱蓝珠，下等官用镀金双蟒抱白珠”。此时，为应对社交场合还专门设计有礼服，并对其领章、肩章有详细的规定。《陆军官弁礼服领章说略》中规定：“军官礼服衣领上均缀金色飞蟒抱珠以分等次，金辫横道以分阶级，上等官用飞蟒抱红珠，中等官用飞蟒抱蓝珠，下等官用飞蟒抱白珠”。《陆军官弁礼服肩章说略》中规定：“军官礼服两肩上均缀宽一寸八分、长四寸七分肩牌以分等次，牌上缀金色团蟒以分阶级，上等官用金辫三条编牌，中等官用金辫两条、红丝辫一条编牌，下等官用金辫一条、红丝辫两条编牌，各等第一级牌上缀金色团蟒三个，第二等级缀团蟒二个，第三等级缀团蟒一个”。1906年，清廷颁行《陆军衣制详晰图说》规定帽章外径为一寸二分（约合40毫米），圆珠的直径五分。1909年，清廷颁布《陆军官弁军袴记号说略》，规定“军官帽章双蟒所抱圆珠径五分，帽正外径一寸九分，红珠用珊瑚、蓝珠用宝石、白珠用水晶。”这两次改革虽规定了帽章的详细尺寸，但因军官帽章多交由当地银楼手工制作难免在样式、尺寸上出现差异，甚至出现与清廷颁布的帽章图样存在极大差异的现象。由此，结合该套帽章镶嵌有红珊瑚珠、肩章团蟒扣的数目及《陆军官弁礼服肩章说略》，可确定其等级最低为协都统。此外，该套配饰中的领章和肩章扣背面均带有“天津物華”、“足赤”戳记。“天津物華”戳记，代表清末时期天津著名的大银楼“物华楼”，该银楼由中国近代企业开拓者严信厚于光绪七年（1881年）在天津估衣街创办。本套新军礼服配饰总重约90.3克，约合旧制近3两，参考光绪年间金银比价大约为1:20，仅材质一项即折合纹银约60两，其工费又约需纹银12两，整套配饰的总价值折合白银约70余两，而同一时期七品知县的“年俸”仅为45两外加“禄米”45石，可见该套佩饰在当时的贵重程度。该帽章的直径与1906年清廷规定新军帽章的尺寸比较相近，推测其极有可能于1909年军服改革之前定制。查询史料可知1909年以前新军中协都统级别的军官，共包括有曹锟（1905年任第一镇第一协统领，1911年升为副都统）、段祺瑞（1904年任第三镇翼长，1908年任督理陆军各项学堂副都统）、黎元洪（1907年任湖北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等名人，此佩饰当年为何人佩戴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遐想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