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年袁世凯像壹圆“L.GIORGI”签字版银币试铸样币一枚，由天津造币总厂意大利籍雕刻师乔奇设计制模，币面加注其名字，正式铸造时将签名去之，故签名版之“袁大头”壹圆银币留存极为罕见；此枚银币刻模深峻精美，人像生动传神，丝毫毕现，铸造精美，压力十足，镜面底版无伤，海外银灰色原味包浆，侧看反射夺目五彩光泽，十分珍罕，向来为中国银元之大纲目性名誉品，深受藏家所喜爱，值得珍视与推重，源自海外资深藏家之经典旧藏，金盾PCGS SP63，此公司此品种MS以上分数仅8枚且最高分为S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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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像银币发行百年记
著名钱币学家 孙浩
清代各省自行造币，兑价不一影响金融，中央虽亟欲整顿币制，然因辛亥革命而中断。民国肇建后百废待兴，本应立即发行新币，但乱局中又发生壬子兵变致使担任新币策源地的天津造币总厂悉成灰烬。袁世凯就任总统继续推动货币的统一，在1914年（民国三年）2月，颁布《国币条例》确定银为本位并筹备新币。；新国币由总厂意大利籍技师鲁乔奇（Luigi Giorgi）雕刻制模，“新铸银币阳面恭摹大总统五分侧面像，上列中华民国三年六字；阴面嘉禾二本，左右交互，下萦结带，中镌壹圆二字”，此即所谓的“袁大头”银币。“壹圆”二字为广东顺德县人罗复堪手笔。罗氏早年从康有为受业，民国初年在财政部泉币司供职。；乔奇绘制新币图稿前未见过袁世凯本人，是以照片为样进行雕刻，完成后亲自携带样币赴北京晋见大总统呈览。然而所镂之七分脸肖像与袁本人神采差异甚大，显示不出强人形象而未受赞赏。
乔奇深感挫折乃要求重刻，袁世凯坐下为其摆好姿态，重新绘图雕刻的即此袁世凯五分侧面像。首批新币由天津造币总厂制成，1914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正式开铸。为此造币总厂监督（厂长）以乔奇“饬赶造祖模，尤能漏夜加工，不辞劳瘁，依限竣事”成绩卓越请奖，1915年1月15日获大总统颁六等嘉禾勋章。；祖模颁发各分厂后，南京在1915年2月2日开始供应市面。广东与武昌分厂次第开工承造，奉天分厂亦在1918年制作，安庆分厂1920年开铸后因成色低被勒令停工，同年杭州分厂也加入生产行列。其它如南昌、成都、重庆、甘肃、康定等造币厂及苏区均有制造。袁大头正面所列年份计有四种，除“民国三年”外，尚有“八年造”、“九年造”及“十年造”等，但未必是实际生产年度。；《国币条例》公告时无更改新年度之规定，1919年（民国八年）4月币制局拟定新法，“各厂所铸银元，应每年颁发模型一次，注明民国某年字样”。总厂即据此指示赶刻新模，将年度变更为“中华民国八年造”。惟此时国内币模用钢料皆为进口，受欧战之影响材料供应延误，筹备完成之时已年底，故即改刻“九年造”版颁发各厂，此乃“民国八年造”特别少的缘故。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因通货极度膨胀被迫恢复银本位币制时，云南、广州曾制袁像币若干。尔后于1950年代初，成都及沈阳曾分别新制一批相当数量的袁像币以便于在西藏使用。；袁像币是中国近代数量最多、流通最广的银元；产制总额超过10亿枚，以宁厂造3亿8584万枚最多，总厂及浙厂次之，后两者合计约5亿枚左右，因文卷散佚无精确数据。袁像币在中国近代货币史上有重大的意义：完成了驱逐外国银元、消除前清龙洋、统一中国银币的历史性任务。
雕刻师鲁乔奇在华纪要；有关袁像币雕刻师鲁乔奇的记载非常少，除因其作品有签字版而扬名外，泉界多无所悉。近日搜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时代外交部档案，始得知鲁乔奇是由清廷出使义国大臣代表造币总厂，于1910年9月24日（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在罗马签署《造币厂聘订意大利雕刻师合同》。合同附有鲁乔奇雇主费德理科•强生（Federico Johnson）的推荐电文，表示他“工作认真、行为端庄”。乔奇在1910年11月到任。；按此合同内文共十九条，工作范围、薪资、旅费、保险等权利义务均列入；除要求绘图及雕刻所有法定国币、徽章及奖牌等外，并以英语教授造币厂工员绘图及雕刻的技艺。其中第四条：“每月支薪1300法郎”。也就是说，鲁乔奇的薪资以法郎计价，依当时汇率折算其本薪约合鹰洋570元。总厂编列预算时虽为每月750元，推论实际上是购兑法郎支付，太平时期汇价稳定相安无事。外交部“照译义使节略”文；《造币厂聘订意大利雕刻师合同》封面及第一条、签订日期与推荐电文；财政部于各厂次第开铸发行新银币后，咨请各部门“一律通用，不折不扣”文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7月爆发，随战事胶着延宕，法郎开始贬值，1916年乔奇月俸以鹰洋计约432元，等于减薪四分之一；汇率剧烈波动后，至1919年时均价换算鹰洋仅合216元，跌落至合同签署时的三成五左右。1916年（民国五年）适筹备发行贰分、壹分及五厘新铜币，以及贰角、壹角银币改版，推测乔奇于此时索取补贴，厂方或因有所求而勉为其难，由于认知不同双方自此产生龃龉。所谓“逢雕祖模时，必借端要挟需索”之说，应由此而来。；1919年底合同将满，总厂于5月时行文乔奇表示到期不再续订。
7月义驻华公使嘎贝娑（Carlo Garbasso）以在外交文书上，用来说明事实、证据或有关法律的问题，不签字也不用印，地位次于照会的“节略”，面托外交部表示乔奇希望能被续聘或请给予优待以补贴旅费。判断其真正目的应非企求留任，而是争取更多的酬劳。经外交部函转财政部，总厂以财政拮据，“现时工作情形，委无留用之必要，应请无庸置议”婉拒。惟乔奇“服务年久不无微劳”、“合同所定回国川资三千五百佛郎（法郎），现在佛郎价格又值最低之时”，另“加给两个月薪金，以示体恤”，又以监督名义致赠大洋800元及六个月车费108元优待补贴旅费。由旅费以法郎给付，薪资亦支领法郎的推论应正确。；乔奇自1910年11月上任，来华后首件任务即“宣统三年大清银币”的制作，惟因国体变更中止发行。最后一项工作，是“民国八年造”袁像拾圆及贰拾圆金币模具的雕刻，惟未见有签字版留存。1919年9月卸职，实际于造币总厂服务时间计八年十个月。；乔奇离职的影响；总厂颁发祖模予分厂时均极慎重，令各厂“将翻刻之模先送总厂，饬由雕刻洋技师复验相符，再饬开铸”。
各厂在制作钢模时，如“花纹字迹，稍有不明显者，即由技士督率修模工匠，细心修整，以期与祖模累黍无差”。八年造袁像币是发行后首次改版，理应更加严谨。然而目前所见的八年版花纹多浅，对照总厂进行模具改刻时段，恰在乔奇被告知未续聘之际。年底祖模完成时乔奇已离职，制模水平所受的影响，可想而知，再改换纪年之九年版十年版均与原模差异甚大。尔后政局动荡，总厂成为军阀筹款之所，各项规定也形同具文，总厂之称有名无实。1921年3月财政部通知各处造币厂统一以所在地名称呼，正式撤销总厂之名，乔奇在职与否已无关紧要。；李伯琦《中国纪念币考》之“义国雕刻技师已辞退，徐曹段像，皆国人所雕，故不若袁像之精。…曾遴选学生六人，从之学雕刻，六年技亦成。…但技终逊义人，而优于原来各厂之雕刻师。虽不若义人所雕袁像，而工于孙黎唐等像远矣”，是对其技艺的综合评论。；乔奇所雕刻之币模，均有签名版留存，多半为“L.Giorgi”，亦有“Giorgi”或“L.G.”、“G.L.”等，数量极少，皆为藏家追逐的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