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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收藏网 > 数据中心 > 中国嘉德 > 中国嘉德2013年春拍-纸钞 王士平收藏

Lot:1715 宣统元年(1909年)大清银行兑换券改中国银行东三省壹圆 八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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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钞

RMB 150000-300000

中国嘉德2013年春拍-纸钞 王士平收藏

2013-05-17 09:30:00

2013-05-17 09:30:00

八品

RMB 276000

中国嘉德

成交

宣统元年(1909年)大清银行兑换券改中国银行东三省壹圆,少见流通票,八成新。
李鸿章像券原是大清银行的银元兑换券。宣统三年三月,呈准度支部,以该票质好不易作伪,乃加“每元付给拾角”的章于其上,由营口、奉天、长春等分行发行,以收回原发的小银元票(特字票填写)。大清银行李像券只在东北发行。1912年民国初创,东三省发行黄帝像“监督之印”东三省通用每圆付拾角小洋券,收回大清银行的银元兑换券。
民国四年(1915)中国银行东三省分行分支机构增加到奉天分号、营口分号、吉林分号、黑龙江分号(齐齐哈尔)、哈尔滨分号、大连分号、安东分号、铁岭分号、锦县分号、辽源分号、黑河分号、新民府分号、长春分号、榆关汇兑所、公主岭汇兑所、西丰汇兑所、呼兰汇兑所、留守营汇兑所、绥化汇兑所、巴彦汇兑所、宁古塔汇兑所、法库汇兑所、兴城汇兑所、洮南汇兑所、庄河汇兑所、盖平汇兑所、扶余汇兑所、海伦汇兑所、沟帮子汇兑所、大孤山汇兑所、辽阳汇兑所等三十余家。
中国银行兑换券无年份丙种东三省地名壹圆券的发行,正好满足了中国银行在东三省各地设分支机构,清理前清各省官银钱号分支旧券的需要。此券为1913年4月美国钞票公司印制。职章为“总裁之印”,背面为总裁李士伟和总司券范磊英文签名,发行时间为1915年4月15日至年底。因为有“过渡性质”,发行时间短,发行数量少,旋即发行东三省地名黄帝像券回收该券。该品种为李鸿章像券的关门之作,备受关注。
中国银行李鸿章像券
中华纸币研究 苏骏
【提要】李鸿章像券原是大清银行的银元兑换券。中国银行李鸿章像券的诞生就是一部浓缩的“民国初期历史”。国家银行发行的钞票中经历过“兑现纸币”(称为兑换券)、“不兑现纸币”(民五北洋政府停兑令后所形成的“京钞”)和“非兑现纸币”(1935年11月后的“法币”)三个阶段,也以李像券的资格为最老。中国银行李鸿章像券的每一个版式都是中国纸币中的“大珍品”。
辛亥革命于1911年10月10日爆发。各地革命人士和地方官员纷纷响应这次革命;不少地方除了被革命人士克复外,多处地方官员也站出来表态并宣布独立。大清银行是一间官商合股的银行,全国各地的分行支构众多。这时候,大清银行商股的股东们都意识到:政权的更替将会对他们在大清银行的股份投资上构成重大损失的威协,这个投资风险的危机意识,令大清银行商股的股东们意识到必须立即采取保障他们投资利益的行动。1911年11月5日,大清银行商股的股东们在上海成立了名为“大清银行股东联合会”的组织①,以联合众多大清银行商股股东的力量来保护自身在大清银行股份上的投资利益。后来,这批商股股东们察觉“大清银行股东联合会”这个组织名称,并未能够将他们与满清政府划清界线和清楚地表明他们是投资者的商民身份。1911年12月4日,大清银行商股的股东们将原来“大清银行股东联合会”更名为“大清银行商股联会”②这样的组织名称,既可以与满清政府划清界线,也迎合将来新政府的政策安排。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于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同时设国都于南京。这时候的南京政府,一切由头开始,尚未设有属于政府的中央银行机构,大清银行商股的股东们也瞄准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1912年1月初,大清银行商股股东们以“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的名义上书孙中山先生,指出新政府既已成立,市面金融尚在彷徨阶段,设立一间国家性质的中央银行已事不宜迟。并表明大清银行是清政府之中央银行机构组织,政局既已有取而代之之势,理应承接正统,建议将原有之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并重新组织作为新政府的中央银行;况且大清银行于全国的分行支构众多,遍布甚广,业务成熟稳健,又有代理国库业务的良好经验,是改组成新政府中央银行的最好基础。1912年1月24日,孙中山先生授权政部以书面批复“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同意将原有之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③。同时,委任吴鼎昌,薛颂赢为正副监督,前往上海办理成立中国银行事宜。1912年1月28日,“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在上海召开股东大会,决定由股东会成员组成“中国银行临时理监事会”,负责协助南京政府委派来的正副监督制订成立大清银行清理处等事宜,并予“中国银行临时理监事会”有管理中国银行一切事务之权力④。
1912年2月1日,中国银行首次以中国银行的名义在上海《申报》刊登,定于1912年2月5日在上海汉口路三号大清银行旧址举行仪式,并同时对外开始营业的广告⑤。同一天,大清银行亦在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经“大清银行股东联合会”共同议决后,大清银行将于1912年2月2日起收帐,停止营业,并且实行清理业务的广告⑥。1912年2月5日上午十时正,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三号大清银行旧址举行成立大会,由财政总长陈锦涛及中国银行首任监督吴鼎昌主持开幕典礼,监督吴鼎昌推荐了前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出任该行第一任经理。同日,正式对外营业⑦。 中国银行的成立,从批复到筹办;从组成到对外开业,前后历时仅十二天。时间的仓促,固然欠缺足够的条件来印制新的纸币作为对已经结业的大清银行纸币的回收,及平衡市面。与此同时,正值新旧政府交替的局面,商民都担心自己手持的纸币会一夜之间变成废纸,招致损失。均会将手上持有的纸币要求兑现或兑取新政府的银行纸币。中国银行既然已经对外开业;又是新政府的中央银行,更有调度金融和代理,国库之责,决不能令商民对政府的金融制度和兑换货币失去信心。中国银行开业之初,除了要应付军用纸币兑现兑换外⑧;当务之急必须立即印发新的纸币来平衡市面,这样才是防止商民对金融制度和兑换货币信心崩溃的最有效方法。 面对如此急切的需要,根本没有足够时间去印制新的纸币。中国银行遂计划将存放于库中印就而未经签发的大清银行(李鸿章像)兑换券拿出来进行加盖成为中国银行兑换券发行流通⑨以应金融时局之急需,和建立商民对兑换纸币制度的信心。为了给予商民对新发行的大清银行(李鸿章像)兑换券加盖中国银行兑换券有足够的信心,中国银行就这种新发行的加盖兑换券特别设立十足的发行准备金⑩。也即是说,商民如持上述的加盖兑换券前往中国银行兑现,中国银行将有十足的发行准备金可以予以随时兑现。大清银行(李鸿章像)兑换券加盖中国银行兑换券既然具备十足的发行准备金条件,见票如同见现的加盖兑换券,商民故然乐于接受和流通,中国银行也因此减少了商民持券兑现的压力。
查美国钞票公司定印纸币档案李鸿章像券的印制情况:甲种券1908年6月定印1元券30万张,5元券20万张,10元券20万张,50元券10万张,100元券10万张。乙种券1911年4月定印1元券120万张,5元券120万张,10元券500万张。丙种券1911年8月延期至1913年4月印制,改行名为中国银行。1913年4月印制1元券325万张,5元券155万张。
查中国银行档案(档号:一○五0535) 李鸿章像票计承受前大清银行者1,220万元,除提样本分送各机关共6,971元外,实存12,193,029元,发行额结至三月底共计2,430,699元。
大清银行所印李鸿章像券虽有:有5种,而中国银行只利用了1元、5元、10元三种,加印的地名有:上海、北京、河南、天津、山东、直隶、汉口、东三省等。
1940年11月的中国银行“钞券清单”上所载的第廿五条:“甲种加印各处地名券(略名李像加各处地名,如沪李像、津李)…惟加印汉口之地名券,应换十七年金融长期公债,不能照兑法币。”由此,可见李鸿章像券1912年至1940年都可以流通兑现。
李鸿章像券从1912年2月至1917年期间,前后分为两个阶段时期共加盖了七次发行。为了容易划分这两个阶段时期共七次的不同加盖发行。因此,按它们不同的加盖形式而列分为[甲种券]、[乙种券]和[丙种券]。前后二个阶段所加盖发行的[甲种券]、[乙种券]、 [丙种券]合共划分为八种不同的加盖发行;分别是:(一)[甲种元年地名券]、(二)[乙种元年通用券]、 (三)[乙种元年地名券]、(四)[乙种元年通用券改作地名券]、(五)[乙种贰年地名券]、(六)[丙种叁年直隶冠字券]和(七) [丙不署年份地名券] 。
1912年2月5日,中行在上海成立时,将大清银行向美国订印尚未签字的5元、10元二种钞券加印“中国银行兑换券”和“中华民国元年”字样,加上图章、签字与上海地名后发行,此为[甲种元年地名券] 将大清银行向美国订印尚未签字的1元钞券加印“中国银行兑换券”和“中华民国元年”字样,加上图章、签字不加地名,各省通用,此为[乙种元年通用券]。
同年8月,总行在北京成立,监督吴鼎昌在7月就呈报财政部,要求转咨内务、交通等部和各省都督,以及海关总税务司等推行中国银行兑换券[乙种元年地名券]。“凡商民人等及邮、电、路、税、厘各项公私机关,均应一体通用,不得留难折扣①。”
1913年上海汉口两埠与北京、天津、济南、开封等处,洋厘行市相差甚巨,商民鉴于本行一元券未印地名,到处可以兑现,纷纷由京、津等处搬运至沪、汉两处兑取现款,借以牟利,以致沪、汉两行每日兑进之此项一元券为数甚巨,而京、津等处之一元券筹码失其平衡,经其通饬各行即日加印地名后再发,经此改革,搬运情事当告平息。此为[乙种元年通用券改作地名券]。
中国银行最高负责人的名称屡有变更,故从职章上可以看出发行的先后。右面一律是篆字“中国银行”方印,其左面则有三种:(1)“监督之印”:民国元年二月称“监督”是吴鼎昌(达铨),由南京临时政府任命,后再由北洋政府任命,经力辞,于该年9月20日交卸。(2)“行长之印”:继任者为唐瑞铜(士行),称“行长”,于9月20日接任,他似乎地位较低,仅由财政部任命。12月24日,孙多森任“管理”(3)“总裁之印”,民国二年四月,改称“总裁”,7月初去职。由于唐瑞铜任职时间短,“行长之印”的钞票发行的最少。
①②《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第12页至13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出版。
③《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第3页,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
④《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第一册第3页至5页;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
⑤⑥《申报》1912年2月1日。
⑦《申报》1912年2月6日。
⑧《江苏历代货币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⑨《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第二册946页,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
⑩《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第52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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