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贰两叁两银锭一组四枚，分别重:54g、50g、92g、56g，上美品，贺州位于广西东北部，地处湘、粤、桂三省（区）连接地带。“五岭”之萌渚岭、都庞岭在辖区内呈东北-西南方向排列。考古发现证明，自新石器时代起便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并且由于其地处潇贺古道上，秦至唐前期，这里一直是中原进入岭南最重要的水陆交通要道，也是“海陆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之一，地理区位非常重要，历朝统治集团都在此密置行政区、修筑城池、防守重兵。，锡作为制造青铜器最重要的辅助原料，其重要性在青铜时代已引起统治者的关注，历史上，锡被用来铸钱和铸器。，两宋沿袭唐代的“两税法”，以货币代替实物赋税，赋税制代替徭役制，使更多的人摆脱土地束缚，获得劳动的选择权。手工业、商品贸易等繁荣起来，对货币的需求量大增。科学技术也迅猛发展起来，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胆水浸铜法的出现使得铜的冶炼效率大幅度提高，客观上增加了对锡产量的需求。同时，当时的宋朝外强林立，为了抵抗和预防辽、西夏等外族入侵，需要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同时满足统治阶级穷奢极欲的生活等，也都需要有包括锡在内的矿业系统的支撑。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下，贺州的锡矿业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宋史.食货志》载：“锡产贺州，有场”。北宋的矿业机构从上至下分为监、务、场、坑、冶等五个等级，场指的就是采矿场。宋代的矿冶政策时松时严，有官营矿场，也有民营矿场。《宋史》载：“至道二年，始禁道、贺州锡，官益其价市之，以给诸路铸钱”。宋朝时贺州的太平场是当时全国的九大锡产地之一，宋人马端临《文献通考》载：“产锡有九场……道州之黄富，贺州之太平川石场……”。《宋会要辑稿》还对贺州太平场的锡年产量进行了详细记载：“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贺州市场太平场元额五十万斤，元年收八十七万八千九百五十斤……元丰元年（全国）收总计二百三十二万一千八百九十八斤”。由此可知太平场的锡年产量约占当时全国锡年产量的37.8%，是北宋重要的锡产地。同时《宋会要辑稿》又载：“贺州太平场一万二千六百斤赴韶州永通监、饶州永平监、赣州铸钱院铸钱。”说明贺州的锡不仅供自用、进贡，还运往广东、江西的钱监供铸钱所用。可见贺州的锡矿业对当时的国民经济起到了相当大程度的支撑作用。，为更方便就地取材、大批量生产货币，北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设立贺县钱监，铸造“夹锡钱”。1997年，广西博物馆对贺州铁屎岭宋代钱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崇宁通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等宋代钱币三十多枚。调查得知，20世纪50年代大炼钢铁时当地群众曾在该遗址挖出“政和通宝”钱币约12t，运往里松铁锅厂铸锅。1998年，周卫荣、李延祥等对铁屎岭遗址出土的4枚“政和通宝”钱用S250扫描电镜LINK 10000能谱分析仪进行检测，并对采集的6个炉渣样品和其中的金属颗粒进行扫描电镜能谱检测。检测结果表明铁岭屎遗址的宋代钱币为铁锡合金，含Sn量（质量分数）在31%~35%之间；炉渣则为含Sn量（质量分数）约为15%的锡铁合金。遗址上还发现100kg左右的锡粒和锡锭等，这些出土遗物印证了宋朝时贺州锡矿业开采和冶炼的繁荣程度。贺州锡矿的开采为宋王朝在西南边陲大量铸币提供了珍贵原材料。节选 陆秋燕《贺州锡矿开发史述略》，RMB: 2, 000-3, 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