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袁世凯像共和纪念十文铜币样币（大面），NGC MS63BN，极珍稀，NC藏品袁世凯像共和十文铜元史博禄著/曾泽禄翻译1914年，天津造币厂铸造的袁世凯像著军装、戴羽帽银币设计美观大方，广受欢迎。而同样币面设计的袁世凯像共和十文铜元相对更加珍稀，也更少为人所知。中国国内的大多数铜元目录都称袁世凯像共和十文铜元是天津造币厂所制，时间是1912年或1914年。然而，事实是，袁世凯像共和十文铜元既不是天津造币厂所铸，时间也不是1912年和1914年。下文详细解析。
罗斯( GuiseppeRos)在其1917年的著作《中华民国硬币》(Coi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一书中明确表述：袁世凯像共和十文铜元铸造于武昌造币厂。罗斯列出了两个版别：版别一，正面军装上的胸章略大，肖像略有不同，背嘉禾也略有不同。目录上俗称“大面像”和“小面像”，但背面的设计更易区分。
罗斯编号24（小面像，伍德华编号971 币模 A/1；郑仁杰编号 688）背面嘉禾底部外缘的细叶呈交叉状。另一版别罗斯编号23（大面像，伍德华编号972 币模 B/2；郑仁杰编号 690）背面嘉禾外缘底部的叶子无交叉，但嘉禾内部几个钩状叶清晰可见。据罗斯所述，细叶交叉版（伍德华编号971；郑仁杰编号 688）小批量铸造，赠送给官员。该版别由朱子芳雕刻，此人还雕刻了黎元洪像开国纪念银币（戴帽和无帽）钢模。
1933年，伍德华将此版别十文铜元评定为“稀罕”，重量7.0克到7.3克不等。伍德华1922年发表的文章《袁世凯对中国钱币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Yuan Shih-kai on Chinese Coins)一文中指出，南京的一位官员告诉他，分送给官员的十文铜元发行量是50,000枚。伍德华称1922年时获得这些铜元十分容易，深受中国人喜爱，很快就从市场上销声匿迹了。根据过去70年来这些十文铜元的拍卖纪录（共计16枚，其中一些还可能是同一枚），50,000枚的发行量显然是过于夸大了。钩状叶版（伍德华编号972；郑仁杰编号 690）由王少贤雕刻，但由于胸章比例过大而未批量生产。伍德华将此版别十文铜元评定为“珍罕”，重量为6.1克到7.0克不等。过去70年来，此版别的十文铜元只出现过三枚，五次交易记录。
郑仁杰1997年《中国铜元鉴赏》一书中还列出了其他目录中未列出的另外两个版别：编号689，细叶交叉版，白铜制；编号 691，背面设计与细叶交叉版类似，只是袁世凯的肖像雕刻比其他两个版别更差，不过胸章内的十字交叉可一眼辨识出来。至于这些铜元的铸造时间，罗斯给出了一条线索。罗斯称是在黎元洪赴北京就任副总统时製成。1912年初，当时中国存在三个革命政府：一是以孙中山为核心的南京临时国民政府，这也是1912年第一批孙中山像开国纪念币在南京铸造的原因；二是黎元洪为首的武昌湖北军政府，这也是1912年黎元洪像开国纪念币为何在武昌造币厂铸造的原因；三是北京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然而不幸的是，1912年初，天津造币厂被劫掠一空，毁于一旦，所以1912年就没有铸造袁世凯像纪念币。天津造币厂直到1914年才开始生产钱币，先是袁世凯像高帽版纪念币，后是民国三年袁世凯像银元币。最初，黎元洪不愿与革命运动有所牵连。起义军佔领武昌后，想让黎元洪担任军政府都督，但黎元洪躲了起来。被找到之后，黎元洪被迫做了湖北军政府都督。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后，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但他拒绝离开武昌。1913年12月，黎元洪最终答应离开武昌、前往北京任职。
由此可以看出，袁世凯像共和十文铜元是1913年底铸造的。1914年至20年代，各地造币厂纷纷铸造了袁世凯像银币，面值有一角、二角、伍角和一圆。1919年铸造了袁世凯像金质样币，1914年铸造了袁世凯像五分镍质样币，但不知为何，没有铸造袁世凯像铜元用于流通。袁世凯像共和十文铜元交易记录郑仁杰编号690 – 伍德华编号972，大型胸章 —钩状叶版1) Money Company拍卖会，1983年9月，拍品号525，未使用。与 2010年12月Stacks Ponterio拍卖会黄华枢藏品#1，拍品号75，NGC UNC details为同一枚，成交价为83650美元。2) Money Company拍卖会，1983年9月，拍品号526，美品。与 2011年8月Stacks Ponterio拍卖会黄华枢藏品#2，拍品号70430，NGC XF details为同一枚，成交价为65725美元（币面有小孔）。3) Baldwin Ma拍卖会，2008年8月，拍品号596，Norman Jacobs 旧藏，NGC MS63。成交价为5428美元，现为何氏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