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年造大清银币贰角伍分“1/4DOL.”样币一枚，光边试铸，奥地利维也纳造币厂设计制模，奥地利维也纳造币原厂试铸，未发行，清代唯一一款面额为贰角伍分的银币；本拍品为光边精铸币，非同凡品；铸模极深，字口峭拔，齿边锐利，龙身高高跃出版底，原味深色包浆，品相顶级，目前光边试铸似仅见此枚，极为罕见，弥足珍贵，值得珍视与推重，PCGS SP55（86266134），目前为该公司唯一评级入盒者<br>来源：耿爱德（E.Kann）、欧文·古德曼（Irving Goodman）递藏<br>纪录：1971年6月18-20日美国洛杉矶Schulman Coin & Mint公司“耿爱德藏中国钱币及其他钱币”专场拍卖会，拍卖品第271号<br>1991年6月3-4日美国苏佩里欧邮币公司（Superior Galleries)“古德曼珍藏中国钱币”专场拍卖会，拍卖品第365号<br>编者按：清末，朝廷为整顿圜法，于宣统二年（1910）颁布《币制则例》，并委托奥地利维也纳造币厂雕刻“宣统年造大清银币”系列国币模具，完成后交送度支部天津造币总厂制作生产。维也纳造币厂钢模雕毕试车时，曾铸有少量样币观样留档。由于该厂工艺先进，所铸样币均呈现不同程度的镜面或类镜面状态。此枚光边贰角伍分样币，从其铸造工艺来看，必然出自奥地利造币厂原厂，实为难得一见之珍品。<br><br>“中外通宝”银两币的来龙去脉<br>孙 浩<br>白银的使用在中国历史悠久，然而各地行用以两为单位的银锭，在形状、重量、成色方面的标准有诸多不同，作交易媒介时程序繁琐。十六世纪下半，海上贸易引进了大量外国银圆；初期都改铸银锭，尔后发现洋银重量成色一致，可以论枚计值，使用方便逐渐在市面通行，十九世纪初已深入内地，其中以俗称本洋的西班牙银币最为盛行。直到1890年，中国才发行机器制造的银币，货币制度更跟不上时代。<br> “香港铸钱局”的成立<br>1841年香港开埠时该地流通的货币受广州影响，除铜钱外各种银圆如墨西哥鹰洋、印度卢比、英国银币等皆可使用。由于英国是金本位制，而香港受内地的影响，属于银两本位制。这种情况造成欧美货币交换价无法反映在香港或中国的洋银兑价，汇兑损失颇大。因此港督一直希望在当地建厂发行港圆，并透过通商口岸逐步替代其他洋银。1866年5月7日香港造币厂在港督麦当奴(Sir Richard Macdonnell)主持下举行开工典礼，正式名称是“香港铸钱局”。营运时间短知者少，一般多以“香港造币厂”称之。<br>铸钱局开幕之初，市场期望颇高，很快收到大量的银锭、银条、戳记过多作价要打折的烂板银圆来改铸新币，然而因港府的计划不周，未考虑新币在银货市场各种情况下价值的差异；加上用人不当、管理不善，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先天失调成本高产量低，加上立法禁止在维多利亚女王肖像的新银币上打戳，不利内地流通，得不到商民支持。年底结算时，造币所得还不足抵销建厂的借贷利息。即便后期产能提高却因订单数量太低不能给当局带来预期的利润，币厂的前途仅能依赖代中国或日本制造银币来维持。<br>1866年8月，港督透过英国驻北京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转交清政府新币的样品，年底得到恭亲王驳回采用之请但同意可用于海关完税的答覆，理由是清廷先前发行咸丰大钱并不顺利，预期推动银圆也会遭遇困难，故兴趣缺缺。但新币在市场价格低于鹰洋，此与原先推行各商埠取而代之的构想相去甚远。事后港府试图以配合中国习用的银两制，在香港本地雕刻模具试作“上海壹两”，于1867年(同治六年)5月再送样币呈北京清政府但未被接受。<br> “中外通宝”银两币的缘起<br>同年10月香港造币厂厂长金达（Thomas W. Kinder）在赴日本洽公途中经上海与驻华公使馆汉务参赞威妥玛(Thomas F. Wade)会谈，威妥玛建议另试作重量采用各通商口岸进出口税征收标准之海关平(37.68克)新币，较以上海地方用漕平(36.64克)更适合贸易需求。威妥玛并手绘草图，壹两正背面除龙形图案外全部是中文，分别是“中华通宝．壹两”及“同治年铸”，同时增加五钱、二钱、一钱及五分等辅币。威妥玛的设计是参照清政府颁发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有功之常胜军(洋枪队)将士的“奖武功牌”，此双龙图案日后常见于清代各种勋章赏牌。<br>金达将上述内容呈报港督后即着手进行，副本也送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 Hart)协助推动。据现存英国皇家造币厂档案中发现经过修改的图稿，增加“银”字并将铭文全部置放正面。反面去除英国嘉德勋章简徽，双龙置于外圈，中心为太极图周围八卦环绕。但雕成币模时文字面改成“中外通宝”及“关平银壹两”。也因此太极图案，早期有韩国对外贸易制作之说。<br>钱币界最早进行查考的，是对中国机制币极有研究的意大利外交官罗斯(G. Ros)，但有具体成果的是铜元大师伍德华(Tracey Woodward)。他俩从原先探讨“上海壹两”而顺道带出了“中外通宝”，伍德华的研究发表在1937年8月上海出版的英文《中国襍志》月刊，惟彼时七七事变、八一三淞沪战役接连爆发，国内泉界或无暇顾及，始终将“上海壹两”及“中外通宝”视为上海工部局委托制作。只有耿爱德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币图说汇考》对前者有正确记述，对后者则比较各种说法如辅币面值两侧图案的茶树源自中国而非韩国等，认为应归类中国、来源可能是英国，判断正确但无其他具体证据。<br>1980年，钻研中国钱币的英国学者李察伟德(Richard N. J. Wright)对此两枚香港造币厂的银两币作了深入的探讨后，在英国Spink出版的月刊发表论述。披露前香港造币厂厂长金达逝后，家人将“中外通宝”的全套五枚样币及模具在1888年捐赠英国皇家造币厂。同时还在英国伯明翰造币厂发现一张壹两银币的照相底片，信封上注明“1878”，是所知最早的纪录。<br>正本清源 拨云见日<br> “中外通宝”关平系列银两币的迷雾，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汇丰银行在委托大英博物馆远东钱币部主管克里布(Joe Cribb)，整理银行历年所藏币钞编写《汇丰银行藏品图录》。克里布在编撰此书时搜集大量原始文献，挖掘到皇家造币厂档案中有张“中外通宝”的币厂绘图稿，可作为模具来自皇家造币厂的依据。该书1987年由Spink公司出版后，可谓尘埃落定。<br>当此案进行之际，英国公使阿礼国就与恭亲王面谈后于1867年11月22日致港督麦当奴的13页长函中，说明没有继续推动机器制造银币的必要；信函内没有提到清廷对上海壹两样币本身的任何意见，但这回覆就此决定了香港造币厂存废的命运，1868年2月22日港督收到英国政府授权结束造币厂，随即裁定4月25日关厂，并寻找买主。最后机器设备在1870年以六万港圆卖给了日本，成立大坂造币局。<br>中外通宝银两币何时在内地出现，目前未见具体记载。1938年6月上海英文《中国襍志》月刊登出一枚壹两仿品的图片，是上海钱商平玉麟仿造，显见传入已久。实物照片首见1949年出版的施嘉干《中国近代铸币汇考》，此品于1998年赠上海博物馆。据耿爱德《中国币图说汇考》记载，上海钱商于1950年在北京鉴定全套五枚为真品，其中壹两与五钱被耿氏纳入收藏，壹两图版原品尔后归台北藏家刘改造。<br>香港铸钱局结束售予日本后，金达在1870年3月至1875年1月间担任大坂造币局造币首长，这或也解释了为何日本银行藏有关平一钱及大坂造币局被列入可能出处的理由。而金达之子克劳德（Claude W. Kinder）原在日本工作，1878年7月至唐山开平矿务局任工程师、1881年中国首条营运铁路唐胥铁路总工程师，再至中国铁路总公司服务至1909年退休为止，在华长达三十年的经历难免令人产生诸多联想。<br> “中外通宝”背面下方双龙首尾相接之处有一记号，推测可能是皇家造币厂厂长葛拉汉(Thomas Graham)隐藏的印记；葛拉汉曾（想）仿效前人，在1862年版香港一仙样币上添加TG字样留名，但被否决。金达的铸钱局厂长职位乃葛拉汉推荐或予通融，改成符号可避人耳目。真实含意，有待查考。 <br>生不逢时 华丽转身<br> “中外通宝”银两币系列1868年制成，但港督年初已决定关闭香港造币厂；虽模具送交金达，但已无进行必要被打入冷宫。形势比人强，大环境的剧烈变化，不到三十年后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东设厂机器造币，“与洋银一同行使”时，朝野几无反对意见且各省纷纷跟进。廿世纪的1910年，清政府终于奏定《币制则例》立法统一国家货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出师未捷的“中外通宝”昙花一现，如今成了珍宝。相对照彭信威教授的“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中国古代的货币，是没有制度可言”，长期的制度紊乱与清王朝对币制改革的抗拒，它是局面无序的见证，从这个角度上看，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br>图片说明<br>1、威妥玛手绘草稿，原图有形似袜带的嘉德勋章简徽。英国皇家造币厂藏<br>2、皇家造币厂档案中之“中华通宝”改绘设计图<br>3、存英国皇家造币厂博物馆之“关平壹两”币模，1888年入藏<br>4、清政府咸丰十年(1860年)颁常胜军将士的“奖武功牌”。李共青旧藏<br>参考书目<br>1、W. J. Hocking：“Catalog of Coins, Tokens, Dies and Seals in Museum of the Royal Mint”, vol. I/II, 1906/1910. <br>2、T. Woodward：“The Coins of Shanghai”, The China Journal, Aug. 1937. <br>3、D. Raeburn：“Coins that Never Were”, The China Journal, Jun. 1938. <br>4、E. Kann：“Illustrated Catalog of Chinese Coins”，1954. <br>5、R. N. J. Wright：“The Hong Kong Taels — A Reappraisal”, Numismatic Circular, Nov. 1980. <br>6、J. Cribb：“Money in the Bank, The Hongkong Bank Money Collection”，1987. <br>7、施嘉干：《中国近代铸币汇考》，1949. <br>8、张璜：《中国银圆及银两币目录》，1981. <br>9、林准祥：《香港铸钱局(1866-1868)个案研究》，2008. <br>10、施新彪、周寿远、李维：《中国近代铸币仿造臆造拓选》，2019.。出版：《中国机制银圆目录》，页251，图CE.1.5，周沁园、沈雪明编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
